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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纵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
上周末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法国全境进入紧急状态，世界深感震惊。对巴黎平民聚集的公共聚集场所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这是对人类生命尊严和人类文明秩序的公然、极端践踏。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这种野蛮行径第一时间表达了最严厉的谴责。近日，我校大陆娱乐城
青年教师也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持续关注，希望通过笔尖的文字与理性的思考来表达对恐怖行径的强烈愤慨以及对丧生的巴黎无辜群众沉痛哀悼。
一个欧洲交大人眼中的巴黎恐袭事件
（哲学系/荷兰莱顿大学 王伟）
上周五晚上第一次参加了荷兰学生与留学生聚会，美味的食物、愉快的交流、有趣的游戏，其乐融融。然而，就在我们享受周末的惬意之际，巴黎却正在变成人间地狱。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都在发相关消息，那些新闻报道、照片和视频，尤其是从Bataclan音乐厅发出的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两条之后再也没有更新的充满恐惧的求救信息，以及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沉痛的朋友圈截图，都让人触目惊心。
让我意外的是，荷兰人的反应似乎与我想象的颇为不同。阿姆斯特丹距离巴黎只有五百公里，但荷兰人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在我所看到的就此事展开的讨论中，展现的不仅仅是对无辜的法国人民的人道关怀。
在世界媒体一致谴责伊斯兰国的时候，有人认为，这件事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上都没有正确答案；在新闻媒体预测此次事件可能对欧洲国家接受难民的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时，有人提出，在我们为法国祈祷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世界祈祷；在我们痛惜法国人民的无辜时，想一想贝鲁特和巴格达刚刚发生的爆炸和无辜遇难的人民；在提及“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时候，要知道那些宁愿离开自己祖国和家园漂泊异乡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远离恐惧与死亡；在“我们西方人”认为接收难民是引狼入室从而对这些难民发出责难的时候，请记住，他们要逃离的正是制造巴黎大屠杀的那些疯子……而在周一早上学院董事会发来的邮件中，在通知以一分钟的静默表达对法国的尊重时，也特意提到“并非只有巴黎面对如此悲剧，我们的心与所有恐怖行动的无辜受害者同在。”
的确有很多荷兰人是反对接受难民的，认为难民享受着自己的福利、窃取了自己的职位，又懒惰不愿工作，更重要的是，可能有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进入自己的国家，结束自己安宁祥和的生活。然而，在巴黎发生惨无人道的屠杀之后，在明知自己的生活或许已经处于恐怖主义的阴霾笼罩之际，这些学者们依然在坚持并践行人道主义——他们不是在暖融融的咖啡厅、热闹非凡的酒吧或者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谈论对人的关怀和尊重，也没有在暴恐事件之后通过对非人道行为的谴责、声讨甚至仇恨表达自己的人道关怀，而是在即使自己美好的善意和尊重被践踏之时，依然能清楚地看到无辜者的渴求；即使笃行人道主义会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威胁，也依然记得自己渴望远离的危险正是无数无辜者正在拼命争取的。在巴黎暴恐之后，这些荷兰学者的明辨与笃行让人不由心生敬佩。
窗外宁静如昔，想到住在旁边楼里的难民和明年更多的难民，同情、悲悯和担忧、惶恐杂陈在心。此时的祖国、此刻的西安，正在黎明中醒来，让我为我的祖国祈祷、为世界和平祈祷、为人道主义祈祷！
从来都没有超级英雄
(中文系 王瑶)
巴黎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所关注的一个专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这样一篇文章：《人工智能对抗ISIS：西点军校毕业生发现了什么？》文章介绍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Paulo Shakarian，研究如何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对抗恐怖主义的一些近期成果。譬如在今年8月的一篇论文中，Paulo Shakarian的团队通过分析2200个ISIS相关事件的数据建构出一个描述模型，从中挖掘ISIS的行动规律，这些结果将会对美国军方的反恐策略提供帮助。
在满屏充斥震惊、恐慌与不安的新闻中，读到这样的文章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继而我很快意识到，会产生这种振奋的感觉，正是因为文章本身提供了一个读者最期待亦最熟悉的故事：不幸的灾难发生了，幸而一些有能力的专家和团队始终在幕后默默工作，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安全；依靠他们手中“虽不明但觉厉”的高级技术，问题终能有所改善，或至少正在朝着改善的方向前进。所以，不必恐慌。
一方面，这些技术专家们所做的工作值得尊重；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读者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的安慰，其实与原始人看到巫医跳舞以祛除灾病而得到的安慰，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今年年初，在看过《穹顶之下：柴静雾霾报告》之后，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此之前，我所读过的科幻故事总是天真地想象一个天才科学家发明一项技术就能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他所面对的敌人，不过是个别贪婪愚蠢的官僚、资本家、外国间谍而已。但柴静的雾霾报告，以及随之涌现出的各种讨论，却让我们看到背后那些紧密纠缠的经济、社会、政策、文化、媒介、公共传播因素，在此意义上，柴静事件提出了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一个最真实、深刻、且具挑战性的科幻命题。
恐怖袭击与雾霾有许多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它们能够最大范围地激发起普通民众的无辜感（我只是一个老百姓，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受苦的是我），和无助感（政府与专家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而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它们亦都是由漫长而复杂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是今日人类文明所显露出的一处症候或创口，而我们都是这些人类中的一员。我们共同受其害，也共同对其负有道德责任。
因为无辜与无助感，让我们比较容易接受那个讲述起来比较容易的旧版本的科幻故事：秘密组织和超级英雄将在恐怖分子猖獗的时刻从天而降，保卫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今日此类故事在大众文化中如此流行，正是此种心理的写照。但与此同时，必须有人去思考另一种版本的故事该如何讲述；一个我们如何能够集聚微薄之力，改变这个世界使之更宜居的故事；一个真正需要想象力、勇气与智识的故事。正如爱因斯坦曾说过：“和平不能依靠武力获得，而只能来自于理解。”（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 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
和平：我们需要铭记的一切
（哲学系 邱根江）
在现代社会的谱系中，法国巴黎意味着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在这里，有基督山伯爵的刀光剑影，又有茶花女的缠绵悱恻。在这里，孕育了一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还有福柯。而这一切都显示了巴黎的某些诱人的特质：浪漫之都，时尚之都，以及文化之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15年11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撕裂了这个城市特有的宁静与祥和，密集的枪声与残忍的杀戮让这个国际大都市瞬间成为了人间炼狱。面对着伤痕累累的巴黎，世界人民再一次痛彻心扉的领教了恐怖主义对人类文明的重创。
恐怖主义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极大难题，也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反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已经由来已久，究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总体来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发生总是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极端思想息息相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是：“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或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但是无论对恐怖主义进行怎样的逻辑诠释，都无法掩盖恐怖主义的发生对社会以及个体所造成的无法弥合的伤痛。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说，最大的恶就是死亡。托马斯·杰斐逊则深信：“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转让，更不能被无端的剥夺。”而恐怖主义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粗鲁的挑衅人类社会的自然法的底线，以一种极不正义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恐怖主义的存在，是对人类社会正义价值的公然对抗。
恐怖主义就好像人类社会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的发生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破坏性，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所有的恐怖主义最终都走向了失败，人类社会以其特有的逻辑向人们证明着正义必胜的理念。八十五年前，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为了纪念巴黎人民对波旁王朝的恐怖统治的胜利，欣然挥笔创作了《自由引导人民》。今天我们深信，巴黎人民也一定可以重新从悲伤中站立起来，因为，正义引导人民。
黑暗森林中巴黎的悲伤
（中文系 黎荔）
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暴力屠杀虽然不能等同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但却伤害了伊斯兰文明。至少让世人看到伊斯兰文明没有经历宗教改革，没有走出政教分离，未能实现世俗化的不足。
虽然哪怕在当代任何宗教都有极端势力，比如最为温和的佛教，2014年也发生缅甸的佛教徒暴力攻击穆斯林的事件，此前震动世界的挪威大屠杀也是基督徒所为。但相对而言，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极端恐怖主义行为最多。这反过来必然损害其文明的软实力。虽然这一次西方是受害者，但也令世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极端性和傲慢，更让国人领教了什么是西方的新闻自由以及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查理周刊》袭击发生之后，西方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在新闻自由挤压伊斯兰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巴黎的两次伊斯兰极端恐怖血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连罗马教皇都站出来反对西方的继续挑衅：“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你不能挑衅，不能侮辱他人的信仰”。结果卡梅伦竟公开反驳教皇，世俗政权似乎比宗教更“狂热”，实在是匪夷所思。穆斯林群体自然感受到他们才是种族歧视的真正受害者。不同文明的价值观究竟应该是互相讽刺、互相攻击还是应该互相尊重？西方和伊斯兰文明都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
应该说，这一次冲突升级，会将欧洲和中东拖向连环恐怖的泥沼，两大文明价值观的正当性都受到冲击和损害。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价值观的博弈同样也是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幻作家刘慈欣认为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持刀在手的猎人，小心翼翼地拨开树枝，随时准备一看到其他生命就马上出击。但他又认为，黑暗森林法则在地球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的成立条件是宇宙间巨大的空旷距离，它们之间的沟通就会造成巨大的沟通障碍，另外沟通的障碍还是由于双方生物学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在地球上都不存在。
首先我们地球都是人类，相互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另外，地球相对宇宙尺度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世界，我们可以自由地通过旅行或通讯工具相互交流理解，没有被割裂，所以黑暗森林这种状况，是不会在地球上存在的。但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与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冲突之间，我几乎看到了地球黑暗森林的存在，什么时候，仇恨能永远消失，我们能真正免于暴恐、战争、暴力、憎恨带来的悲痛，人人友善相处，珍惜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难道人类不能有足够的智慧，从黑暗森林中走出去迎接一个光明森林吗？在这些文明的相互探索中，难道彼此猜疑永远不能消除？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两个文明之间无法形成共识吗？争斗、贪婪和愤怒大概已经写入了人类基因，我们仍然可以在猩猩部落中看到人类远古战争的影子。
但是，人性中也有利他主义，有对明天的信任和渴望。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洞悉事物的理性。人类历史无不苦难深重、前行艰险，但在浓重的黑暗之中，总有希望的光芒。
恐怖主义：来自殖民主义时代的“遗产”
（中文系 张勇）
近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策动的枪击爆炸案令世界震惊。本次爆炸案造成了一百多名无辜平民丧生，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行径。随后，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击，出动战机空袭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目标。整个过程反映了近些年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及处理的一般方式：恐怖组织发动的“圣战”越来越具有平民化的特征，袭击目标也往往是平民；对恐怖主义的回应却来自于政府和军事力量。那么，凭借各国政府的军事打击能否真正消灭恐怖主义呢？人们恐怕对此都不抱乐观态度。
恐怖主义的怪胎产生于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联姻，二者某种程度上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遗产”。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正义性质往往让被殖民者忘记了如下事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成色，即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如果它背后仍然潜含着文明对野蛮、西方对东方之类的二元对立观念，其实也必将是尚未远去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魅影，其结果可能是更深的仇恨和隔膜，从而扭曲为新一轮恐怖袭击的动力。
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演中曾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说，“美将拯救世界”。他认为，“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经验传达给另一个民族”。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世界，一个可以根除各种恐怖主义、压迫和不平等的和平世界。
作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事件的法国恐怖主义袭击
（哲学系 妥建清）
巴黎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作为法国升级版的9·11事件，不仅以其制造恐袭的共时性的散点方式、制造恐袭的武器先进程度以及恐怖袭击的暴力危害指数而刷新恐怖袭击的“纪录”，进而深深刺痛全世界热爱和平、企慕幸福的人类的神经，而且再次表明恐怖主义并未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反恐大计不断消亡，而是裹挟着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播散，业已成为全体人类的头号公敌，尤使我们深刻体认到“风险社会”的含义，当然也促逼着我们不断反思缘何现代人类不断进步的文明历史却滋生出如是反文明的毒瘤？到底该如何防范和抵御这股现代性的逆流呢？
首先，法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及此前的其他极端性事件，尽管被称之为反现代的，反文明的，反人类的，但是本质上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事件。布罗代尔曾指出，野蛮社会设若不文明化是难以伤害文明社会的。艾森斯塔特亦指出，非西方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及极端性事件虽然往往表达强烈的反西方或反现代的主题，但仍然是现代的。这不仅因其采取行动的手段是现代的，或者是机枪扫射，或者是劫持飞机等，而且其目的也是现代的，他们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或组织对人的个性、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进行全面的重构，而此种新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建构，将带来个人完全屈从于他们所寻求的共同体，法国恐袭事件的始作俑者IS即是如此。因此，现代恐怖主义的手段和目的都共同指涉出其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
其次，法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及此前其他极端性事件作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事件，不断吁求我们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人类有责任和义务来共同维护现代性的积极成果，防范和抵御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或者各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冲动。今天我们都是法国人，昨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明天我们也许是其他国度之人，但是我们作为恐怖主义袭击受害者的角色，甚至包括恐怖主义者，其实他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使我们能够坚定的直面恐怖主义：巴黎不哭，华盛顿不哭，北京不哭！这不关乎文明、种族、国家之差异，而是全体人类处于极限境遇的共同诉求。基于此，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绝不能设置两重标准，应该且只有一个标准。中国亦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亦曾体验过恐怖主义之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情感的共通感使我们亦深深的同情于今天法国人的悲伤，昨天美国人的痛苦，以及所有遭受和正在遭受恐怖暴力袭击的人们的不幸，而正是此种人类的同情才使人类彼此应该建构共同的情感和伦理团契，这才是启蒙时代“人是目的”之大写人的应有之义。
最后，法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及此前的其他暴力事件作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事件，更使我们应该反思应对危机的中国文化的责任担当。有别于“文明的冲突”和“承认的政治”等异文明之间的激进化方案，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典律应该成为文明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原则。诚然，不能因“文明冲突”的风险而加剧“文明内耗”（如儒家与道家的内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内耗等等），以致认为对话“药效全无”，要么各种文明应该保持自己的单向主体性，老死不相往来，强调自身文明的特殊性与优越性；要么采取“一方吃掉一方”的方略，弃对话而取对抗，坐大某种文明，这些不但在理论上不可行，而且现实层面更缺乏操作性。同样也不能认为对话“包治百病”，可以消弭各文明的矛盾与冲突，达到“太平世界，环球共此凉热”的理想之境。总之，以“和而不同”的典律既积极参与而非抵制全球化的进程，又努力创造性转化传统而不至于同质化，如此才能保持世界的和谐稳定。
在此意义上，“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非截然对立而难以融通，萃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历久弥新的成分已经成为再中国化的主要内容。这既不是一些群体的激情呐喊，发愿以重新解释“线装书”来抵抗“机关枪”，也不是另一些群体所倡言的“西风压倒东风”，重新检讨中国古人，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代言人，而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从中国出发，为世界的目的，真正探寻中国文化是否可能、何以可能为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的各种矛盾、危机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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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马晓彬认为，从国际上看，自9.11事件以来，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国强力介入与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的战争，陷入反恐战争长达十余年，本来就复杂纷繁的中东地区衍生出更多的“以暴制暴”的恐怖组织和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的难民。恐怖袭击和难民问题从不同轨道给世界各国的和平、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稳定无疑是世界各国人民最深切的渴望，尤其是身陷战争国家、地区的人民。从中国自身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源于党中央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正确统筹，为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赢得了和平安宁的国内国际环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观大势、谋大事、倡和平，表明了中国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对“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今天，我们对巴黎恐怖袭击野蛮行径给予强烈的谴责，恐怖分子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战乱和恐袭事件中有惊醒、有反思、有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要讲话中贯穿始终的主线——“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真正成为和平、稳定坚定的维护者、促进者。
（供稿：大陆娱乐城
学工组）
